（3）布朗指出，陶行知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想在重庆开办一所新的晓庄学校，但设想未能实现，“所冒出的是育才，是一所为有天赋的孤儿办的学校，它尽管是成功的，但却远非陶的意向”。[170]他的这种说法尽管还用了陶行知同事的个人回忆加以佐证，但仍与事实不符，因为陶自己所言与之相悖。1938年夏陶行知结束了环球之旅，在香港的欢迎会上就宣布了他的“回国三愿”：① 创办晓庄研究院，培养高级抗战人才；② 办难童学校，收容教养在战争中流离失所的人才幼苗；③ 在港创办店员职业补习学校，动员侨胞抗日救国。[171]布朗的思考也不无道理，人们会由于陶行知突然投身培养天才儿童的艺术教育而产生疑问，陶是否背离了他一直遵循的大众教育呢？对此，核查结论依然是否定的：
（1）陶行知一直将穷苦人受到教育视为天职。恰恰因此，那些孤儿和难童在战争时期是最需要教育的人，所以也是陶最为关心的人。
（2）艺术和音乐起着塑造人格的作用，这不仅是儒学教育传统的重要理念，现代教育改革家亦然。[172]正如布朗本人也注意到，受杜威的建议和“设计教学法”的启示，陶行知在晓庄及其相关学校和重庆育才学校，都采用了演戏作为一种教学手段。此时，育才学校得到了中外援助组织资金和人力的赞助（如红十字会、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、中国国际饥荒救济委员会、美国援华会等），还有中国各类的艺术家的支持，使得陶行知愿意且能够在育才学校继续推行和拓展艺术教育。